测量珠峰的武大人
记者：肖珊 通讯员：关琳
1975年7月23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球宣布：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8848.13米！
1975年测量珠峰的国测一大队队员中，就有武大人的身影——我校天文大地测量专业1956级校友、今年82岁的张志林。
2005年3月15日，我国启动珠峰高程复测，5月22日，国测一大队的队员成功登上峰顶，精确测定珠峰的最新高程为8844.43米，这一数据被写进了全世界的教科书。我校大地测量专业1986级校友、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岳建利是现场总指挥。
2015年是我国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40周年。参加当年珠峰测高任务的国测一大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国测一大队的光辉历程和年轻一代薪火相传的奋斗足迹。习近平回信说，40年前，国测一大队的同志同军测、登山队员一起，勇闯生命禁区，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实现了中国人对珠峰高度的首次精确测量。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同志们建立的功勋。习近平称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
近日，我们采访了四位测绘校友，他们分别是：张志林，岳建利，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1985级校友杨宏山，国测一大队“90”后年轻队员、测绘学院2009级校友王忠仁，讲述武大测绘校友测量珠峰和传承“世界屋脊精神”的故事，触摸武大测绘遥感“世界第一学科”与珠峰测量“世界屋脊精神”之间如丝如缕的血脉相连。
张志林：1975年首测珠峰亲历者
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各项技术条件还不成熟，登山和测量的设备都不像现在这般精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独立测量了珠峰的高度，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张志林：当时，珠峰高程数据一直被外国人垄断，我们的版图也使用外国数据，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同时，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讲，精确测定珠峰高程能为地质演变、合理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这在维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975年中国首测珠峰
记者：作为珠峰测量的老前辈，请能您描述下入选珠峰测量队的心情。
张志林：能入选珠峰测量队，我十分激动和自豪，心里想的全部是要为国争光。我们从西安出发时，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陈外欧专程来到西安，动员我们发扬红军精神，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哪怕付出生命。
▲张志林在进行野外测绘
记者：您1975年参加珠峰测量时，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张志林：最难忘的是，登山队员向珠峰顶端进发的那天，我早早做好测量准备工作，拿着4倍望远镜寻找他们登顶的身影。他们一行9人，像火柴头大小的小黑点排成一列，缓慢小心地移动，终于成功到达顶端并将觇标竖了起来。觇标竖上去了，可不能因为被风刮倒而泡汤。我压抑着兴奋和激动，立马投入到紧张的“抢测”工作中。我们8个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展开了13个点位的测量工作，配合着重力测量、天文测量等方法，成功测量出精确度较高的珠峰高程，顺利完成任务。
还有一次，我们亲眼看到对面山坡雪崩的壮观景象。明媚的阳光下，雪山一泻千里，整个山谷溅起飞沫。这种电影里的场景发生在眼前，让我感受到壮观和震撼，也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珍贵。
记者：遇到了哪些困难让您记忆犹新的？
张志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出发前，我们充分考虑到了珠峰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对测量工作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所以，除了初到高海拔地区产生的轻微高原反应以外，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当然，由于分工不同，我最高只上到了海拔6200米左右。队友郁期青把大地测量的重力点测到了海拔7050米，下来后就由重感冒引发肺水肿，前后住院200多天。说到郁期青，也有一件趣事：登峰前，他把简单的行李放到朋友家，以备不测时给家里留点纪念。
有两件小事，算是我遇到的困难吧。一是在珠峰外围观测时，我们要去建造一个寻常标，没想到牦牛发疯跑掉了，我和一个同志肩扛着几十斤重的标材，从帐篷走到三公里以外的测量点上造标，一路都是起伏的坡地，累得够呛。二是在珠峰测量的某一天，我们的汽车陷在冰湖中，所有人光脚跳到湖里，用手挖石头和冰块，刺骨的冰水把我们的脚冻得像胡萝卜一样，全部失去了知觉。我们上来暖一暖，再跳下去挖，终于把汽车解救出来了。
▲在国测一大队荣誉室为年青队员讲述野外工作生活情况
记者：武大求学期间养成的哪种能力或者品质，是让您受益至今的？
张志林：“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是我在武大求学期间形成的品质。开展测绘工作，仅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记者：求学时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张志林：印象较深的是课余时间从事义务劳动。武测求学五年期间，基本上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从事义务劳动。各班分了地用来种菜，我们挑水、担粪忙得不亦乐乎，菜收成后交给食堂，劳动果实大家共享。还有就是从事基建劳动，平地、放样、拉架子车、搬砖头，算是重体力劳动。很感谢这段时光，使我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在学习测绘专业技术的同时，培养了吃苦耐劳的意志，为后来从事野外测绘打下了良好基础。
记者：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什么，印象最深的老师是谁？
张志林：我非常怀念武测求学的那段时光。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夏坚白院长给我们上的《天文测量学》。夏院长热情开朗，谈笑风生，师生关系非常融洽。陈永龄、叶雪安、崔希璋等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课，非常感谢这些老师。
岳建利：2005年复测珠峰的现场总指挥
记者：作为2005年复测珠峰的现场总指挥，您觉得当时遇到的技术难点在哪，怎样解决的？
岳建利：珠峰是国际测量技术的比对场。国际登山组织或个人每年都会登顶珠峰，他们携带测量装备，测量高程向世界发布，严重影响了1975年珠峰高程成果的权威性。2005年重新测量珠峰，我们代表着测绘行业的技术与装备，肩负着国家的嘱托，必须采用最新的测量技术获取最高精度的观测数据。难点是登顶能否成功，以及峰顶的卫星定位测量和雪深探测雷达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为了保障技术的权威性，我们采用了现代大地测量(包括卫星定位、雪深探测雷达)与经典大地测量(包括水准、重力、三角、激光测距、高程导线、高空探候)等多种技术方案，把重力点推进到海拔7790米，第一次精确测定了这一高度重力点的坐标和高程；第一次获得了珠峰峰顶长时间(35分钟)、高质量(1秒采样率、双频GPS、无间断)的GPS观测数据，为珠峰高程的精确计算奠定了基础；第一次成功完成珠峰峰顶雷达雪深探测任务，取得了珍贵的雪深探测资料。
▲登顶途中
▲登顶觇标
记者：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怎么选择登顶队员？
岳建利：珠峰测量是一项特殊而艰巨的工作，那里冰天雪地，严重缺水，极度缺氧，气候异常恶劣。在测绘史上，3月份进藏属于首次；登顶的历史记录中，死亡率为30%以上（2005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我们白天工作在六七级以上的大风里、晚上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帐篷里，每个人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考验。队员很多是第一次进入西藏作业，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因此，要完成这项工作，必须选择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坚毅个人品质的测绘队员。在自愿报名的队员中，我们选择了四名登顶队员：刘西宁、柏华岗、任秀波、白天璐。刘西宁和柏华岗为此推延了婚期，出发前把房间钥匙和银行存折交给了未婚妻和家人。
▲四名登顶队员
▲7208米雪山上的营地
记者：发生了哪些令您难以忘怀的事情？
岳建利：队员王新光的父亲4月13日去世，他的母亲嘱咐单位和家人：不要将消息传到珠峰。直到4月21日，王新光才从队员的言谈举止中察觉有异，证实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躲进帐篷大哭一场。他不想让年迈母亲的苦心化为失望，直到顺利完成任务才回家拜祭父亲。
我们设备科的职工陈长平同志，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躺在帐篷里24小时值班观测，身体极度不适，吃不下、睡不着、非常疲惫。单位计划重新派人接替他的工作，他坚决不肯，说自己再苦也没有在珠峰的同事艰苦。就这样，他坚持了40多天，任务完成后直接住进医院。我从珠峰回到西安去医院看他时，面前的他瘦了30多斤，完全变了样。我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几次转身，回避他的眼神，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常常会想，是什么支撑着王新光的母亲和陈长平？这也许就是国测一大队的精神所在，让人感激、让人尊重、让人敬畏。工作和生活在这一集体的每个人，都会得到精神上的净化和传承。
记者：您觉得国测一大队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岳建利：我认为，国测一大队最宝贵的财富是忠诚与奉献的精神品质。在功利主义一定程度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当下，这种精神弥足珍贵。珠峰测量的意义更体现在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的再造，留给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每个人不同的梦想与价值观，国测一大队测量珠峰的奋斗历程回答了这个问题。
杨宏山：培养新时代测绘人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抗压能力差，不太能吃苦，能胜任艰苦的测绘任务吗？
杨宏山：年轻人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面临的工作环境、工作要求跟老一辈测绘人都不一样，他们的精神品质范畴更加多元。举例说，可能老一辈在面临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时，更多的是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他们会动脑筋想办法，怎么利用新的技术方法、新的工艺流程去提高作业效率，节省工作时间。
至于吃苦，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吃苦精神，至少我从我们局的这些年轻人身上能够看到他们的担当，这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历史规律。2016年，陕西山阳发生山体滑坡重大灾害进行应急测绘时，冲在最前面、坚守在一线的全是我们80后、90后的测绘人，他们守在山上连夜实时观测，比专业救援队伍撤得还要晚，这体现了关键时刻我们的年轻人绝对是站得出、顶得上、拿得下的。在这点上我感到很骄傲。
记者：距离首次珠峰测量已经过去40多年。您认为，我们测绘工作的下一个“珠峰”是什么？
杨宏山：四十年前我们测量珠峰，凭的是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是一定要为国争光的信念。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没有变，测绘人还是要用知识报国，测绘工作依旧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水平。所以，我认为我们测绘工作的下一个“珠峰”是科技，是要让我们的测绘科技水平始终处于世界前列。
▲1990年是杨宏山工作的第一年，在新疆戈壁作业
记者：武大求学时培养形成的哪种能力或者品质，让您受益至今？
杨宏山：记得上学的时候，图书馆门前有个白色的雕塑，圆圆的像个蛋，雕塑的名字叫“孕育”（记者注：现在的“慧眼石”）。那会儿觉得雕塑不好看，名字也有点俗气。后来离开学校，测绘工作干了几十年，回头再去看，才觉得那个雕塑有多深刻。它象征着一个起点，无数的测绘人在这里求学成长，从这里出发，工作奋战在全国各地的测绘战线上。我们用从学校里学来的知识积极工作，用从学校里学来的品格认真做人，保障我国的测绘技术始终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不辱母校的培养和教育。
▲武大求学期间东湖留影
记者：武大求学时光中，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什么？印象最深的老师是谁？
杨宏山：印象最深的是老一辈的那些老师，像李德仁老师、边馥苓老师、张祖勋老师等。那会儿他们上课，板书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全是教科书级别的，搁现在绝对是“网红”。那时候上课必须全程认真专注，稍微走神一会儿，板书就擦掉了，前面的内容就错过了。老师们的讲解都不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把深奥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清晰明白，很是入脑入心，我们听讲都非常专心。印象最深的用油印课本。老师们从国外学习回来，紧跟世界学术前沿，一回来就及时开设我们没有的课程，没有教材老师就自己编写，编写好后组织学生刻版油印。我在学生会，经常跟大家一起刻版印教材，非常难忘。
王忠仁：将珠峰精神传下去
记者：你眼中的珠峰精神是什么？
王忠仁：我眼中的珠峰精神就是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在武大读书时，我看过国测一大队2005年珠峰测量的纪录片。记忆犹新的是，记者询问登上7790米高度的柏华岗“为什么选你准备登顶”时，柏华岗回答“身体好，弟兄2个”；询问“觉得工作苦不苦”时，柏华岗回答是“测量总得有人干嘛”。
记者：希望参与类似测量珠峰的具有极大挑战性的测绘任务么？
王忠仁：当然想。
记者：什么时候起对国测一大队的精神有了切身体会？
王忠仁：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们大队的外业人员，大多是每年出测在外300天左右，只有项目间歇时回到西安四五天，或是春节期间休整。只有在春节休整期间，各个中队各个项目的人员才能聚齐。参加年末总结大会时，我才见到一个个在视频里、或听其他同事谈论过的同事。
▲“90后”测绘青年王忠仁
▲王忠仁在进行京沪高铁测量
▲王忠仁在进行南京三角标GPS测量
记者：什么时候自我认同是一名合格的测绘工作者了？
王忠仁：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我参加了深圳的GPS测量任务，需要在每个点位附近看守仪器设备三天三夜。两个月里，我和一位老师傅在同一测量小组，老师傅讲工作趣事，我讲生活和工作体会，都讲完了以后，两个人无话可说，我渐渐体会到野外测绘工作独处时的孤独和寂寞。经历过这一段后，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测绘队员了。
▲深圳GPS测量期间，王忠仁的工作生活地点
记者：武大求学培养形成的哪种能力或者品质，让你受益至今？
王忠仁：不断学习的品质。外业测量时，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误差可以通过规范化的顺序操作来消除或减弱。我不断学习编程，在外业测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编制的小软件减少外业工作量。
记者：武大求学时光中，有没有记忆犹新的小故事？
王忠仁：有一门大地测量课程的实习，是从生命科学学院附近的起测点起测，手工记录，绕珞珈山一圈测水准，最后返回到起测点上，形成闭合环线。当我们返回到起测点时，发现闭合差竟然有3米多（理论上从1点起测，返回到同一点的闭合差是0）。我们很沮丧，只得坐在生科院的台阶上仔细检查记录数据。等到发现问题改正数据后，闭合差是17毫米，“哇—”，我们兴奋得大叫起来，从旁边经过的同学被吓了一跳。
记者：武大求学时光中，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什么？
王忠仁：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六院士联袂讲授的《测绘学概论》，在文理学部的教三001教室上课，这个教室能容纳5个班近200人。每当课间休息时，同学们纷纷涌上讲台，请院士在自己的课本上签字留念，场面很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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